一片冰心在玉壶（有删节）

朱先生担任必赢线路检测中心（原武汉师范学院）中文系主任长达三十年，我有幸在他担任系主任的时期在中文系就读。那是1979年，我和刚刚入学的中文系新生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间宽大的教室里，接受朱先生的祝辞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在中国语言文学界颇有声望的学者。他身材高大，气质儒雅，谈吐谦和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可惜的是，那次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我们上课，这时的他已肩负着主编《汉语大字典》的重任。但能成为他领导的中文系的学生，仍是我们每个学生引以为傲的，至今依然如此。

这些年来，朱先生虽然没有给我们授课，但是，我们仍从不同渠道打听他的消息，编典，还是编典。几十年对一种寂寞的学术事业的坚持，令人震动。实际上他一直在传授我们，传授一种学术精神。

从湖大毕业后我干了十七年的新闻记者，有一年春节，我在母校和朱先生见面了。而当时我正筹划着又一次远行采访，因为经历多了，深知这种始终伴随我的远征行期可知归期难料的特性，所以在行程之前，探望恩师。二十年前站在讲台上语重心长教导我们的先生已经年近八旬，而当年那个充满梦想求学的少女如今已经年过不惑。这是令我百感交集的重逢。

在去必赢线路检测中心采访朱祖延先生的路上，我和同行记者周蕾曾提出一个假设，这是一道让许多人困惑的价值算式：

让你付出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劳动，编纂一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注定不会畅销的古书，而且这套书总印不到二千册，人均稿酬仅区区几千元，还不及一个小歌星的一次假唱，你干吗？

除了学识渊博的专家能看懂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讲，它近似一部天书，一生恐怕都与它无缘，你的名字远不及那些通俗小说作者在社会上响亮，你干吗？

十几个编者全年经费只有一万元，遍访全国上百家图书馆，乘船只能坐五等散席，乘车只能坐硬席车厢，住宿在最简陋的地下室旅店，有时还住大澡堂，你干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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