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久贵，男，必赢线路检测中心文学院副教授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2012级博士生，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《阮元经学述论》。
博士导师：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周国林
通讯评委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爱平 武汉大学教授 谢贵安
阮元（1764～1849）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型官员，他一生学术成就巨大，在学界被奉为山斗。阮元的学术重心在经学，其经学研究，一方面在对古名物、典制的考证，力图还古名物、典制本来面貌，具有典型的乾嘉朴学之风；另一方面在对经学领域诸重要范畴的阐释，努力廓清千百年来重重误说，推明原始儒家经义，倡导新的经学观念及新的经学研究范式。因此，阮元的经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：
其一是遵循训诂与义理并重的学术宗旨。训诂考据是汉学家治学的主要宗旨和方法，义理探求则是宋学家经学研究的终极目标。阮元虽然生活于人们竟尚考订的乾嘉之世，但他的经学研究并没有走入为考证而考证的死胡同，相反，他早在35岁之时就指出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，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的学术弊端，因而选择用注释《曾子》的形式来发明圣贤言行，以济近时流派之偏（张鉴、黄爱平《阮元年谱》），努力倡导将训诂与义理有机结合的学术范式。
因此，阮元治学以新知为主，不惑于陈言（《左盦文集近儒学术系统论》），极力推明古训，复兴古学，还经文本来之义，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献考证精神；同时，又强调古今义理之学，必自训诂始（《揅经室集冯柳东三家诗文疏证序》）、有训诂而后有义理（《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》），把训诂看作义理之学的基础，希图通过对一些古人最称说之恒言要义，而后人置之不讲（《揅经室集释顺》）的文字的训释，推阐经典所蕴含的先秦儒家学说和圣贤之道。
其二是辩证看待崇古与求是的学术之道。清人经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闻道，或如阮元所言，在推古圣贤训世之意，故他们多有一个基本的假定，即道在六经、孔孟，故凡离孔孟愈近的人，其言愈接近孔孟，亦愈接近真实，且时间愈后，经义愈失其真，儒家经典受到晋、唐后释、道二氏之说的影响及经由宋、明儒缺少文献基础的阐释，已经失真，要寻求圣贤之道，只有回到汉儒的训诂中去，因为汉人离古圣贤的历史时空距离较近，他们对圣经贤传所作的训释也就相对接近历史的真实。因此，清儒多表现出崇古尊汉的学术风尚，王鸣盛学莫贵乎有本，而功莫大乎存古（《西庄始存稿古经解钩沉序》）、钱大昕学道要于好古，蔑古则无以见道（《经籍籑诂序》）、惠栋若经学，则断推两汉（《九曜斋笔记》），即是典型代表。
经学研究崇古的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绝对以古为是、以古为真、惟古是求，就不具合理性了。学术当以求是为鹄的。惠栋惟古是求固然不尽合理，王鸣盛以求古即求是舍古无是却更偏离了求是的正轨。
阮元在经学研究中亦认为，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，元少为学，自宋人始。由宋而求唐，求晋、魏，求汉，乃愈得其实（《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》），也表现出崇古尊汉的思想。但是，阮元崇古而不惟古泥古，他只是以古近是、以古近真，并非绝对以古为是、以古为真。他在坚持实事求是之道的原则下，又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特点，既有所持守，又讲求通达，辩证看待古与是的问题，努力做到崇古与求是的统一，是之所在，从注可，违注亦可（《揅经室集焦里堂群经宫室图序》），不必株守汉、唐学者旧注，学者所当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得古人之益，而不为古人所愚，则善矣（《揅经室集引书说》）。
其三是持守求实与致用统一的治学路径。宋明学术空疏，清人崇实黜虚。阮元生于朴学大盛之世，深得乾嘉诸儒为学务实之旨。他认为，经学自汉以后，由于受到释、道二氏的影响，已经走向了虚玄之境，晋、宋、明儒空言说经，缺乏文献依据，因而他力倡以实说经、以事释经，圣贤之学，皆就庸近朴实处言之行之（《揅经室集四知楼说》），像《论语》《孝经》所言，最为平实，其穷极性与天道而不涉于虚，推极帝王治法而皆用于中，详论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归于实（《揅经室集石刻孝经论语记》）。他还通过释仁、释性、释一贯、释格物等，充分阐述其实学观。
阮元在经学研究中，以训诂的方式还经典以原儒本义，努力以事释经、以实说经，一方面具有批判晋、唐以来儒者空言说经、倡导实事求是学风的学术意义，另一方面还具有将古圣贤治世之意推及日用的实践意义，将求实与致用有机结合起来。基于此，阮元的经学研究，少有向上一层的探索，而是一一归本于社会政治与伦理，以为经世之具，有较浓厚的实用色彩。如他阐释一贯的贯为行事之义，即人人皆身体力行的实行实事（见《揅经室集论语解》）；他把格物之格训为履而至实践，把物训为家国天下之事（《揅经室集大学格物说》）；他释顺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（《揅经室集释顺》）等，均体现出其学术的经世特色。
正因为阮元倡导实学与实行即求实与致用结合的治学之道，故他不仅在经史学术研究方面成就辉煌，而且在察吏、抚民、治赋、治漕等事功方面成绩显赫。阮元曾作诗说古人之砚古之式，用以揅经发守墨。凡事求是必以实，如石坚重效于国（《 揅经室集宋砚铭》），可见其拳拳经世之心。
阮元经学研究特色的形成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：
其一是他的高官身份背景。阮元一生自30岁任山东学政起，多官居高位。作为清廷要员、封疆大吏，他时刻关注学术与治道的关系，因而在学术研究中，努力挖掘经典中蕴含的古圣贤精言要义，并推于世用。他的稽古之学，就是为其政事服务的，故其言曰：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。（《揅经室集汉读考周礼六卷序》）又说：学与仕合，济于实用。（《揅经室集循吏汪辉祖传》）
其二是他善于批判、吸纳与继承前人学术。作为一位经学研究者，阮元是主张对经典作义理探求的，他对晋、唐后一些儒者的批判，主要是不满他们受释、道二氏的濡染太深；他对宋学的批评，也重在批评宋人学术方法及陆王心学所形成的空疏学风，而对宋人学术以圣人之道为终极追求目标是深表赞许的。更为主要的是，他的义理探求是以训诂考证为基础的。
其三是嘉道时期时局的变化。阮元阐发经学若干重要命题之旨趣的文章，多写成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嘉道之世。这一时期，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，阮元内心蕴藏了较同时代大多数士人更为沉重、切实的忧时济世之感，充满忧患与济世情怀的诗句在《揅经室诗集》中时时可见。他极力强调学术的实践实行实用功能，自有其良苦的用心。同时，以学术为经世之务，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承担社会、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自觉意识。
要之，阮元在治学上，既强调训诂考据的文献功夫，又致力于圣贤义理的辨析探索；既坚守学术的求实、求是精神，又着意将学术与世用紧密结合。他所倡导的这些学术观念，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，使嘉道之世的清代学术，峰回路转，新路别出，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借鉴意义。
